極品小說出版小說曾國藩傳的作者是湯餘，主角是曾國藩。主要講述了：人世間，豈有一帆風順之佳境，尤其是晚清這千瘡百孔的時代，獲得佳境，猶如登天。曾國藩自己也感受到，人生在世，無非就是禍福相依，命途多端。所謂“佳境”，只是一種對逆境的變通，對人生的另一種感觸。此時，曾氏…
《曾國藩傳》免費試讀第27章 果斷出軍困祁門
人世間，豈有一帆風順之佳境，尤其是晚清這千瘡百孔的時代，獲得佳境，猶如登天。曾國藩自己也感受到，人生在世，無非就是禍福相依，命途多端。所謂“佳境”，只是一種對逆境的變通，對人生的另一種感觸。此時，曾氏已獲得地方軍政大權，按常理而論，應是“佳境順理又順心”，事實上，隨湘軍一路東遷，並在“圖皖”與“衝蘇”上進行了周祥的部署，官員們皆認為此為“順理成章之佳境”，而隨著湘軍主力進駐祁門，形勢並未如天下想象的那般美好，一系列的變故與鬥爭，由此而產生，讓曾氏實實在在地轉入“逆境”。
祁門為皖省之南大門，位於黃山南麓，群山之中顯一寶地，即是祁門，皖贛交界處，山巒起伏，天地照應，無險而獨立一方，屬軍事絕境。此時，曾國藩要求湘軍主力進駐此地，看中的便是“此為絕境”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。當時，湘軍中眾將士與曾國藩持不同意見，尤其是客居湘軍幕府的歐陽兆熊，以及皖籍大員李鴻章皆認為，祁門為天塹之地，防守之陣亦能維持，更莫進攻。曾國藩卻反駁道：“此為皖江中樞，退可精其陣，攻可銳其兵。山巒疊嶂之處，優於湘鄉之雲山，尚多四倍。山水之間，以逸待勞，以神待馳，兵少而可保安全，易守難攻之絕地。”以此為理由，湘軍主力駐紮祁門，由此而後，湘軍困難重重，不但未能為進軍蘇常而獻一絲微薄之力，更為能排安慶攻防戰之後隱。龐大的湘軍置身困境之中，安慶與江北戰場愈發困難。由此，湘軍內部及曾國藩本人出現種種困頓。此間，皆生根於祁門。
進駐祁門，曾國藩有自己的見解，所謂“兵不厭詐”，即是一很好的理由。雖說祁門困守，但軍事上卻可運籌一番，彰顯出曾國藩文官帶兵之特徵。有人說曾國藩是此次駐軍，是軍事思想上的保守，甚至有人說，是對胡林翼戰略思想的保守，是對湘系集團獲得東南權勢的最好解釋。從前，胡林翼要求曾國藩與自己產生東南呼應之勢。
此時，隨著江南大營的覆亡，湘軍勢力發展產生決定性變化。在此之前，東西兩面戰事天理清晰，西面由湘軍勢力全權處理，而東面則由清軍主力江南大營專攻。就朝廷而論，此為上上之選，湘軍受朝廷劾制，江南大營為清朝御軍，兩者雙管於朝廷制下。此後，雖又有數軍並立，而形勢卻始終偏向於湘軍勢力，上自川楚，中經贛皖，下至吳越，太平之大敵手唯湘軍。在東面，江南大營與太平軍展開周旋，就實力對比而論，太平軍於江南一帶，進攻清軍如探囊取物，易如反掌。
此時，曾國藩尚無地方權柄，常常通融鄂省巡撫胡林翼，加之自己無法獨立完成地方軍政大權，處理東面戰場受人掣肘，不敢貿然進攻吳越。隨著江南戰事之緊，江南大營全線奔潰，朝廷心急如焚，為穩定局勢，遂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，後兼署欽差大臣，集政、軍、事權於一身，可放心放膽處理地方軍政大事。其管理範圍西起長沙，東至齊魯；北自陳蔡，南及蘄黃。吳越之地方官員紛紛道賀，上乘“喋血文書”，請求其為江下之地謀安寧。
地位蒸蒸日上，曾國藩自然精神百倍，現實亦和樂尊貴。現實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，湘軍開始全面東馳，布展吳越之戰事。曾國藩與胡林翼已是心照不宣的戰略盟友。從此開始，胡林翼攻圍楚皖，曾國藩經略吳越，成“雙峰並立”之勢。
東西兩線開始顯戰局，步步為營，穩紮穩打。就在湘軍形成戰略優勢時，太平軍作出重要戰略部署，東線可遲緩，無太大波動，抽調大部隊由東向西奔馳，解除西線之戰危。可見，太平軍已處於遊動作戰之態，湘軍一時無法駕馭，只能固軍自守，嚴陣以待。針對太平軍西上的行為，湘軍內部進行了討論，有人認為，應追繳；有人認為，應放棄自守，分兵進攻……最後，曾國藩決定，乘太平軍東線空虛之際，湘軍可就地大有作為一番，同時，派遣一支激動靈活之軍一路西上，追擊東遊之太平軍。此戰略即為一種“避實就虛，攻其必救”之策，可將太平軍東回之軍牽制，甚至全殲吳越之敵，復現江南之曙光，贏得天下之太平。
在新形勢之下，湘軍內部進行了一定的戰略更新。就著太平軍西上之時，湘軍放棄“穩步推進”之穩策，進而形成靈活的軍事部署，既顧及西線之張，又包圍東線之縮，攻其必救，牽制敵人同時，確保天京戰事在自己的控制範圍之內。曾國藩自己認為，太平天國中心是天京，堅持圍攻天京，太平軍必手忙腳亂，若分兵散勇，必中其計。堅守與靈活並用，實為上上策。兩者之間，唯不厭不棄，左右周旋，“適度”而已。
面對馳西線，固東線的戰略，曾國藩始終未跳出一個框框，那就是“保守”。他企圖維持江南大營覆亡之前的狀態，堅持原定方針。實施這一龐大的計劃，需要強有力的後勤保障。為此，曾國藩未有明確的腹案。胡林翼觀覽其戰略計劃之後，很不以為然，認為此乃務虛之舉，並表示在此基礎之上進行變通。他認為，由三省合防而後謀吳越，一年之內無法完成任務；若舍三省而先去吳越，吳已失，不可救，而楚亦會繼失，此亦萬全之舉。就目前之軍情而論，抽調大軍西上，不僅無益於吳，更有損楚之須。若要實施作戰計劃，就需要擴充分軍隊，招兵買馬，徵集餉糧，增制器械，甚至要求甄選一員可勝任目前軍事行動之高才。
胡林翼認真分析，並給出具體軍事佈局，要求軍事規模和數量。他認為，除原有軍將抽調一部分之外，需再歸鄉野，招兵四萬人。他還提出，如此龐大的軍隊，必不可少之須是軍餉供應。胡林翼要求曾國藩，赴任之後，必牢牢控制兩江財政大權，以擴充軍事。同時，東馳之軍須控制江南富庶之地之財權，為軍隊打仗做後勤上的最大支持。此時，湘軍已於江下創建淮揚水師，其目的就是控制米鹽要地。兵員漸漸增加，而將帥問題又呈現在眼前。胡林翼胸有陳竹，向朝廷推薦了左宗棠、沈葆楨、李元度、劉蓉、李鴻章、李翰章等人，即為一軍之帥，或為一軍之要缺。此軍事計劃很是周密，一步步地推進。事關重大，步步為營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要想成功，只能執行，堅持，絕非一蹴而就之寸功可成。
倆人同屬湘軍將帥級人物，觀察問題的方式與角度大相徑庭，此因頗多。綜合而論，即是曾國藩與胡林翼所處政治環境，個人境遇，以及心理特徵和仕途節操不無關係。胡林翼的計劃更操恢弘，以氣致勝，乾淨利落；曾國藩的計劃操大義於其中，更拘囿於援，穩重持節，儒風威廩。多年來，曾國藩以儒學大師標榜自己，天下太平，皇恩浩蕩，使其官氣甚濃，賓臣主奴之禮猶在。就仕途而論，曾國藩境遇艱難，百官摒棄，步履艱難。因此，他對“隱忍”致中有一套認識，做事慎重。而胡林翼卻是仕途得意，順風順水，剛強無隱，軍事上“奮然果決，自行其保境衛民之志”。胡林翼不潛學問，更不論“陰陽之說”。胡林翼認為軍事“本無完全之策”，主張“算到五六分，便須放膽放手”，常以莽撞之氣示人。此時，胡林翼主張計劃政策，亦為一種對勝利的把握，而曾國藩的隱忍之術，為其後來的戰事付出慘痛代價。
湘軍主力全線赴祁門。此次，曾國藩自帶部隊唯“宿松馬、步各營，及由安慶撥來之記名總兵朱品隆、副將唐義訓兩軍，合共四千餘人”。鮑超之霆字營亦在遷帳之列，但紓途較遠，近乎不應。鮑超本人，更是休假於川，並急速奔馳赴祁門歸命。駐紮於湖南郴州之張運蘭軍應調將於五月下旬拔營，苦於地方戰事吃緊，行期酌緩，此情可原。其時，獲襄辦湘軍軍務的左宗棠，受命徵集五千兵勇，一直在執行。浙江李元度回湘招募新勇，已被曾國藩調至皖南，所部與左宗棠新募之勇，按計劃“須七八月間陸續前來”祁門。此時，祁門湘軍實力單薄，無法與敵人展開正面戰爭，只能唯唯諾諾地據守於祁門險要。
八月份，太平軍攻打寧國，宣告成功，清軍守將周天壽戰死。之後，太平軍侍王李世賢擁兵四萬，攻入廣德，下徽州，祁門大營東側受到嚴重軍事威脅。情急之下，曾國藩欲自率軍抵抗。行動之前，他下令周天壽外出勘察地形，周密觀測之後，周天壽稱：“此地，與太平軍決戰，非兩萬軍力不可敵。”祁門大營無此軍力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下令剛入祁門的李元度抵抗太平軍，固守徽州。
之所以讓李元度出戰此役，主要是因其實力堅固，更重要的是，李元度與曾國藩交情甚厚，甚至被世人稱為“莫逆之交”。當年，李元度因喪父治家而在家中守孝之際，曾國藩就表現出特殊的關懷，數次致書於其家中，對老母問寒問暖，表達感激，傳達真情。其中有此云云：“次青於我情誼之厚，始終不渝。嶽州之敗，星馳來赴。靖港之挫，從人皆散，次青追隨殘軀，不離左右，出則嗚咽鳴憤，入則強顏相慰。潯郡（九江）之敗，次青恥之，恨貼身尚無勁旅，亟欲招勇，自行訓練，以護衛國藩之身。斯二者，皆國藩所鏤骨銘心者也。”
後來，給李元度的書信中，曾國藩則道出兩情相好，願修永世之情，提出“三不忘”，乃至“六不忘”。在此基礎之上，曾國藩還提出與李元度結親依婚之請。當時，李元度有三子，前兩子已訂婚，第三子待婚。曾國藩要求，以曾國荃的次女許之。根據實際情況，曾國荃次女與李元度三子年齡相差頗大，終未議成。直到曾國藩去世之後，其孫曾廣銓與李元度之女成親。當時，曾國藩已經將親事做妥，事後與其弟曾國荃商量，稱事已妥當，不必更改，並表達了自己與李元度之間的深厚友誼，曾國荃尋意，也開始了與李元度之間的交親關係。
李元度與曾國藩的關係密切，甚至是交親。對於整個湘軍集團而論，李元度成為各方爭奪利用的對象。在胡林翼眼中，李元度是湘軍軍事佈局中重要的一枚棋子，是湘軍集團的重要組成部隊。因此，在曾國藩復出之前，已升至道元級別李元度部被湘系軍僚們調赴浙江，以作為胡林翼湘軍向它省滲透的先頭。此時，浙江方面即伸出友誼之手，可為其於浙江常住提供種種方便，企圖要求他脫離湘軍集團。胡林翼得知消息之後，震怒不已，認為李元度是湘軍干將，又是勢力伸張的棋子，怎可輕易放棄，曾國藩等人也深有同感，而李元度本人，卻未意識到此間厲害關係，認為自己只是在行軍打仗，為國家謀福祉，為天下人謀太平，並著意向浙江方面靠攏。就在此時，曾國藩生出一計，調任李元度為溫處道至皖南道，將他控制在湘軍集團可控制的範圍之內。
此時，李元度統三千員，須於八月上旬趕抵祁門。大軍剛到，尚未立營，前面即傳來寧國陷落，徽州吃緊之戰危。遂即，李元度被曾國藩調往徽州進行軍事防範。臨時調兵，臨時迎戰，李元度三千兵勇火速前進，抵達時，太平軍士氣正盛，軍力強大。縱使李元度有三頭六臂，也無法挽回敗局。經過簡單的戰鬥，幾天之內太平軍即攻陷徽州，湘軍潰敗。
徽州陷落，曾國藩震驚不已。之後幾天，他一直未有李元度之下落，或有人說其陣亡，或有人說他敗走，或有人稱此人已自殺。曾國藩整日憂心忡忡，並表示自己“悽咽”之痛。經過多方打探，決定李元度尚在人間，並逃出戰境，遊走於“浙江衢州、江西廣信等處”，不願歸營覆命，其走之亂，實屬湘軍人物罕見。曾國藩義憤填膺，表示要以厲法相加。湘軍上下議論紛紛，此時，李元度自己所帶之平江勇中人也開始破口大罵：“此次平江勇之可惡，實出情理之外！”
曾國藩信誓旦旦地表示：“此次事端，非同小可，吾輩自當全力上奏，彈劾李元度，示湘軍之威嚴，顯朝廷之恩重，天下之公道。”李元度自己怎麼想呢？事實上，他是個書生架子，對軍事更是不甚了了，此次軍敗，實屬文人帶兵缺憾之典型。事前唯唯諾諾，事中由於寡斷，事後，驚慌失措，不負責任，等等，是其顯著特點。此時，曾國藩更認為李元度軍敗，是不聽號令之誘，若不懲治，將來湘軍無法全立。而這似乎又是一種“小節”上的彈劾。因為，曾國藩的戰略部署將李元度兵力分散，註定其在皖南無法全立。徽州失守，祁門危在旦夕，
後來，胡林翼給曾國藩書信時，曾認為曾氏待事不謹，完事不慎，甚至認為他的戰略部署導致李元度軍敗，祁門顯露於敵軍眼前；認為曾國藩未作長遠打算，注重防守，不願進攻的弊病；甚至認為，若曾氏不改變此作戰風格，將來必會吃更大苦頭。湘軍上下都明白此點，各個為李元度說情；再者，李元度與曾國藩私交甚密，為之說情者絡繹不絕，一說保全李元度性命，一說保全曾、李之間的深情厚誼。
當時，；李鴻章對事情瞭解得非常透徹。他認為，祁門天險之地，攻守皆無優勢，曾要求曾國藩早日移軍，以防不患。曾國藩固執己見，認為自己是選擇了軍事重鎮，必能在此大有作為。若同輩下僚不同從，便是膽小怕事，可各自歸去。李元度敗軍，後又得知其逃逸于軍陣之中，於是，曾國藩決定奏疏朝廷，彈劾其人。
此時，擬定奏稿為李鴻章職屬之責。得到指令之後，李鴻章很是驚恐，便拉上一個同僚前往曾府理論。曾國藩依然食古不化，堅持己見。李鴻章憤而對曰：“果必奏劾，門生不敢擬稿。”曾國藩氣急敗壞地道：“我自屬稿。”李鴻章一揮手道：“若此，門生亦將告辭，不能留侍矣。”曾國藩氣得僵直，木然自立，大聲地道：“聽君之便。”李鴻章得理不饒人，恨恨地言了一眼曾國藩，拂袖而去。幾天之後，李鴻章果真離開了曾府幕僚。
李鴻章不擬奏文，曾國藩氣急敗壞，自己親自擬定，果真參劾了李元度。稱李元度不敬忠職守，違抗命令，自己為陣，不拘囿於大局，剛愎自用，無聽調度，等等。戰敗之前，李元度不願堅守，不待援兵，實屬兵家之大忌。因此，曾國藩竭力彈劾，要求朝廷對其定罪問過，革職查辦。至於不聽“勸戒”，曾國藩認真詳述，有理有據，很有說服力；而“革職查辦”，是哦處於公事公辦，絲毫無有情面。
此參劾之要，是群臣商量，勸勉之後的結果。曾國藩自己也認為，此乃對李元度的仁慈之舉，非定罪量刑，因大家同情，惜愛，重視李元度，此亦為一種人情。此案完成於九月十六日，而之前兩日，即當月十四日，曾國藩在日記中有云：“中飯後，作梅寫一說帖，極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。旋請之面談，渠復再三婉陳，因將奏稿中刪去數句。”
此時，李元度依然未貴軍陣，祁門大營中與往常一樣。祁門險要，雖無巨泰，卻可以守為攻。今徽州陷落，次青不歸來，將軍事於不顧，必為湘人是痛惜，軍法之枉佞也。曾國藩憤怒，下令參劾，李鴻章力阻之，兩人爭執，旋即矛盾，情誼缺裂，恩斷有時。李元度得知之後，怕曾國藩嚴懲，又對曾國藩產生不滿情緒。由此，他便恣意放任起來，私下將敗軍之聚攏，後擅取了剩下的軍餉，徑直向老家湖南奔馳而去。
同一折中，曾國藩痛心參劾李元度，其中，還提及另一人，並深深褒揚，此人便是周天受。曾國藩要求朝廷褒獎此人，稱“周天受堅守七十餘日，援盡糧絕，軍民愛戴，城破身殉，大節凜然”。其後，又述及周天受兩個胞弟，亦以身殉職。周天培，去年於江南殉職；周天孚本年七月十六日於金壇殉職，一心守城，忠肝義膽，寧死不屈，貞節凌然。最後，曾國藩要求朝廷為其家建立廟祠，以保忠義而揚國之風骨。
其實，周天受非湘軍人物，而生前只是曾國藩幕下一員將領。曾國藩竭力褒揚周天受，而壓制李元度，實可見其人秉公辦事，不為私動之風貌。但後來，有人認為曾國藩此舉是為自己開脫，並將自己戰略上的失敗全然依嫁於李元度軍敗之上。此即是一種政治帷幄之謀術。
朝廷將李元度革職，曾國藩是策劃者。因此，倆人之間交惡，不言而喻。曾國藩這次參劾，還導致日後又有參劾，使得倆人關係置於水火。認真思考，酌情醞釀之後，曾國藩發現自己有過激之處，導致人際關係失衡，心中有所懺悔。後來，曾氏一反常態，在皇帝面前直言諍諫，稱李元度為大才，干將，在此用人之際，應努力提拔，培養。一個典型的修好例子是：同治八年（公元1869年）三月，曾國藩親手為李元度的著作《國朝先正事略》作序。其中稱，為次青之能者，皆因徽州之敗，吾輩參劾，實屬過激。而次青頗好文學，屬軍中一星，可欽可嘆，而軍事之要，於書本之外。因此，次青當苦修兵法，不誤戰機。
此時，李元度已是“按察使”，相當於今天的“副省長”，可以如日中天。曾國藩要求其人要苦心研修，以文學為人生修圍之快事，實屬難得。軍務繁忙之際，能“下筆千言”，稀罕之事也，可欽可佩。從李元度身上，可將湘軍治軍的形式窺見一斑。“文墨揮灑，均從相接”，此為湘軍集團之突出特點，尤以曾國藩為表率。
在祁門大營，曾國藩不但彈劾了李元度，更與李鴻章決裂。孤家寡人的曾國藩常常受到上下官員的非議，可謂困難重重。在此情況之下，曾國藩顯得孤單，行為上一意孤行，處於眾叛親離的狀態。在人員安排上，曾國藩愈發困難。此次，他依從胡林翼、左宗棠的建議，免左宗棠赴四川而停留其麾下之事。此時，曾國藩的氣場才稍微好一些。
五月中旬，清廷下令東純前往署理四川總督，接辦軍務，由曾國藩統籌調度。很快，議題出現了，即派左宗棠入川督辦軍務，是否能獨當一面，於大局有無裨益？此為欽差任命，話題變得更重要。之後，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覆函中，認真的分析了形勢。
在書信中，曾國藩稱自己“三謀（為國、為鄂、為左）公忠”而非“自謀（為自己）私忠”的節操，大加議論。左宗棠自己得到消息之後，認為入川是件艱苦而複雜的事，蜀中已兵荒馬亂，商賈竄逃，門市冷淡。內有滇匪、嘓匪起訌，外有石達開虎視眈眈，自己權勢微弱，無法調動軍民之心，何談建功立業，為朝廷謀太平？蜀國地形複雜，調兵，運糧，籌餉困難重重，無孚眾望，恐難進行。此時，一向狂妄自大的左宗棠也不得不小心謹慎，唯唯諾諾起來。蜀地官宦關係複雜，稍不小心，恐遭彈劾。最後，左宗棠提出：“今選募五千，自為統帶，譬如鄉居富人棄農學賈，起手即開大店，生意雖好做，恐不免折閱之虞，更何敢獨入屬中，仰鼻息於他人乎？”多重考慮，左宗棠實不敢出川號令軍隊。
胡林翼認真分析，也認為左宗棠不宜出兵入川。左宗棠其人高傲自大，常常自我行事。胡林翼稱，其人“名望淺”，“氣類孤”，更不必去川省這個官宦氣小，佞人層出的地方辦理軍務。左宗棠必會招致種種嫉恨，甚至是打壓。“官作亂於上，民思亂於下”，憑左宗棠的性格，必不能入類，產生嚴重後果。凡此種種，胡林翼竭力要求左宗棠留任曾國藩麾下。為此，曾國藩也表示認同，稱此事左宗棠必不可為，唯留皖省，圖軍務威懾上策。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官文等磋商之後，力諫朝廷，留任左宗棠於皖省作戰。
奏摺中稱，左宗棠確能抵擋一面，而其言辭過激，自我行事，常常遭陌生人非議。此時，左宗棠已招募五千勇兵，正按原計劃向東潛行。今若改東下為西進，必影響東南大局，為曾國藩損失一員大將。因此，皖南之佔據很難控制，甚至會帶來失敗等不堪想象之結果。再者，左宗棠孤軍入川，人生地不熟，必有強大阻力，軍事意圖一時間無法實現，甚至會“逆勢”。此番全面而深刻的解釋，迫使朝廷不得不做出左宗棠留駐曾國藩麾下的指令。
後來的事實也證明，左宗棠的留任讓曾國藩大營獲得了起死回生的機會。十月間，太平軍攻打羊棧嶺，甚至攻陷黔縣，其先鋒部隊挺近祁東鄉，距曾國藩大營僅十里之遙。此時，太平軍開始了第二次西征。其主要目標是湖北，而在皖省戰場上，太平軍各部也大展雄風，一時之間，攻城略地，所向無敵，甚至將祁門包圍，形成三面夾擊之勢。唯一能通向後方的是西南面的景德鎮一路，也是湘軍的唯一生存補給線。
左宗棠即為此線守將。十月末，左宗棠曾奔赴祁門，與曾國藩商討軍事，然後歸營組織戰鬥。在左宗棠眼裡，此時的祁門已是“是時環祁門無安土，屯軍皆斂兵自守”，戰鬥之慘烈，可窺見一斑。左宗棠部成為曾國藩軍的唯一後衛，是保全湘軍生存的唯一生路。一邊扼守景德鎮，左宗棠一邊與鮑超霆字營聯合，於咸豐十一年（公元1861年）正月間攻打了退至洋塘的太平軍，大獲全勝，形勢開始發生一定轉機。
曾國藩感動不已，遂向朝廷奏報，稱“其時臣在祁門，三面皆賊，僅留景德鎮一線之路以通接濟”。最後，曾國藩提出，“賴左宗棠之謀、鮑超之勇，以守則固，以戰則勝，用能大挫兇鋒，化險為夷，洵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”。
此時，真正的“化險為夷”不可真說，因為，之後的戰事中，曾國藩困難重重，甚至產生絕望。二月底，太平軍攻克景德鎮，使皖南曾國藩軍斷絕糧草。此時，曾國藩正部署攻打徽州，取道徽州西南面的休寧為另闢糧草補給線。三月上、中旬，湘軍分別兩次進攻徽州，皆大敗。三月二十四日，曾國藩將戰況完整地向朝廷奏疏一番，稱徽州之賊逆，兩三萬人，而真正的精兵強將不過數千人，可一鼓作氣，將其拿下，苦於戰機不適，未能如願，致敗北。事實上，湘軍慘敗，而未於奏疏上詳陳。曾國藩認為，若能攻克徽州，祁門、黔縣、休寧可接濟糧草；不能克徽州，則此三縣必不保。為此，他夜不成寐，口苦舌燥，心神不寧，“殆不知生之可樂，死之可悲也”。此段分析，是三月初五日，徽州尚未攻打，憧憬希翼之際。
慘敗消息傳來之後，曾國藩頓生絕望，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，稱“士氣日耗，賊氛日長”。捶胸頓足之間，曾國藩苦痛地哀嚎著，並於當月十三日書信給兒子曾紀澤，稱自己將永訣於世，為最後一戰做準備。
困守祁門之際，湘軍進攻徽州，慘敗。之後，祁門四面被太平軍截斷，隨時有全軍覆沒的危險。此間，曾國藩常常懸劍於臥室之中，若有真不測，即可尋短而去。更可怕的是，曾氏不只一次地立下遺囑，為自己後事做準備。事情過後，曾國藩回味，依然覺得驚心動魄，心有餘悸，甚至是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場面浮露在曾國藩腦海中。他自稱，休寧失守，徽州陷落，湘軍已入絕境，祁門四周竟十萬敵軍圍攻，更番互進，扼其糧草，每日苦戰，無路不梗。三省官員驚愕不已，糧餉斷絕，大局已逝，再無幸全之望。
在湘軍內外，甚至有人傳言曾國藩已陣亡殉國。當時，中國第一位留美大學畢業生容閎，同治二年（公元1863年）進入曾國藩幕府，通過與之相好的一位朋友書信往來，漸漸對湘軍集團產生好感。之後，他在好友的信中得知，曾國藩已順利從祁門出險。此時，容閎很是疑惑地想：“當時聽說曾帥已於徽州之戰中陣亡，看來傳聞失實？”事實上，曾國藩並未如別人認為的，戰死了，而是困險於祁門。
一波三折，一擊掀起千層浪。祁門，是曾國藩的傷心地，是湘軍的苦難所。在嚴峻的形勢下，曾國藩不得不承認自己“祁門用兵”之憾。之後，他上奏朝廷，說明利害關係，並要求湘軍移駐東流——祁門西北方一塊地方，瀕臨長江。此為二月上旬之事。及至三月二十六日，曾國藩部五百人自祁門緩緩向東流而行，祁門留少量軍力鎮守。二十四日，曾國藩再疏奏摺，將皖省沿江戰事與太平軍攻防情況通述一便，讓朝廷充分認識到皖省戰略形勢。
此折，一掃先前誇飾進諫之辭，務求真實，客觀之理，將皖省形勢分析得透徹，清晰，涉及雙方各部隊的佈防，戰事時間、地點、勝負結局等情況。未有一言之虛。僅東南而論，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已成為湘軍戰局中的“系統”。曾國藩指出，湘軍之所以會掙脫虎口，除具體戰事之外，與太平軍的整個作戰部署，以及全局性的把握上的一定失誤有很大關係。由此，湘軍才能自全，流駐東流，擺脫了治軍以來湘軍最窘困的局面。此後，湘軍開始主攻天京周圍，在皖省獲得一定戰略優勢，走向了另一個輝煌。
小說《曾國藩傳》試讀結束！